曾经的汉字文化圈，如今早已各奔东西。
韩国砍掉汉字几十年，结果现在自己绕回来了；越南干脆连字母都换了，年轻人看不懂自家古籍；蒙古在苏联手下连传统文字都差点断了根；而新加坡，明明是个华人社会，却主动把自己“西装革履”打扮成了一个英语国家。
这四个国家，走的是四条完全不同的“去中国化”道路，有的走得干脆利索，有的却走着走着开始犹豫了。
而今，一个已彻底融入西方的社会，成了“有华人面孔的西方国家”；另一个，却在几十年后重新摸索着拾起被扔掉的汉字。
文化这东西，真不像衣服，说脱就脱，说换就换。
那么，这几国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“去中国化”走到现在的？又为何开始有人想“回头”？
韩国
韩国的激进割裂，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。
总统朴正熙为塑造“纯韩民族”形象，认定汉字是“中国文化殖民象征”，强行推出《韩文专用法》。
1970年起，小学全面禁教汉字，教科书里的汉字逐一删除，公文法律只准用韩文，写汉字就算违法。
除此以外，历史建筑的汉字牌匾全被拆除，景福宫的门匾直接换成韩文拼音，私下教汉字的老师会被贴上“不爱国”标签，轻则处分重则丢职。
2005年，汉城市长李明博更是召开记者会，宣布中文名“汉城”改为“首尔”，彻底斩断与中国相关的名称印记。
但这场一刀切的改革，很快引发混乱。
韩文本质是拼音文字，而韩语中七成词汇源自汉字，同音异义现象泛滥。
“防水”和“放水”读音完全相同，工程师看不懂图纸，把防水工程做成“放水淹地”，让附近民众被迫逃难；“少将”与“小将”发音一致，导致军队职称混乱不堪。
法律文件因同音词歧义频发，法官看不懂卷宗，律师相互扯皮。
更棘手的是姓名问题，金、李、朴三大姓遍布全国，仅“金敏洙”这个韩文名字就有五万人共用，没有汉字标注，政府办事都难以区分。
硬撑三十年後，韩国不得不妥协。
1998年金大中政府推出“汉字复活宣言”，2009年二十位前总理联名上书，呼吁恢复汉字教育，否则“韩国文化将走向消亡”。
2011年，小学重新开设汉字选修课，2018年高考直接纳入汉字内容。
三星、现代等大企业更是明确要求，员工必须掌握一千个汉字才能上岗，汉字资格证成为求职加分项。
如今的韩国，一边维持着民族主义姿态，一边悄悄恢复汉字使用，在激进与回归之间走钢丝。
越南
越南的文字转向，带着殖民压迫的印记。
从十世纪开始，汉字就是越南的官方文字，十三世纪当地人虽创造出喃字记录本土语音，但汉字始终占据学术和行政主导地位。
1858年法国殖民入侵后，传教士亚历山大・德・罗德创造了拉丁字母为基础的“国语字”，最初用于传教，后来被殖民者强行推广到教育和行政领域。
1910年，法国殖民当局废除汉字考试，强制学校使用国语字。
1945年越南独立后，胡志明政府正式将国语字定为官方文字，1975年南北统一后，汉字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
这场变革让识字率从20世纪初的5%飙升到80年代的80%，但代价惨重。
用汉字书写的儒学典籍和历史文献被尘封，年轻一代面对这些“天书”毫无头绪，连《金云翘传》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，也只能通过翻译版本了解，原有的韵味和意境荡然无存。
历史断层让不少年轻人对中越渊源产生误判，文化认同变得模糊。
近年来，现实需求倒逼越南转向。
随着中越贸易持续升温，汉语人才缺口越来越大，城市里的汉语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高校陆续开设汉字课程，文化机构着手古籍数字化和翻译工作。
年轻人学汉语，既为抓住商业机会，也想通过古籍读懂本国历史。
曾经被殖民力量斩断的文化纽带，正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悄悄重建。
蒙古
蒙古的文字挣扎，全程被外力操控。
1204年，成吉思汗命人用回鹘字母创造蒙古文，这套传统文字记录了蒙古民族的核心历史。
上世纪二十年代，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在苏联扶持下启动文字改革。
1941年，当局决定采用西里尔字母，理由是传统蒙古文竖写不便，且存在元音标注不全、t和d不分等问题，而西里尔字母能实现“音写一致”。
这场改革伴随残酷清洗，知识分子被打压，大量用传统蒙古文书写的书籍被焚毁，历史被重新改写。
1946年，蒙古全面停用传统蒙文，西里尔文成为唯一官方文字。
苏联解体后，民族文化复兴的呼声渐高。
1992年，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决议逐步恢复传统蒙文，2011年规定官方证件需双语并写，2015年正式颁布《蒙古国语言法》，明确2025年1月1日起国家机关双语办公。
但推行十年仍遇阻，多数公务员习惯了西里尔文，传统蒙文书写能力不足，民间认同也摇摆不定。
年轻人虽在学校学习传统蒙文，但日常使用仍以西里尔文为主。
这场跨越三十年的文字回归，至今仍在磨合，外力强加的文化断裂，修复起来远比想象中艰难。
新加坡
新加坡的西化之路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。
1965年建国后，李光耀政府将英语定为行政和工作语言，理由是英语能让这个多民族国家保持团结，且便于对接全球市场。
1966年起，中学开始以英语授课，1987年所有学校全面推行英语教育。
为强化英语主导地位，政府关闭了东南亚唯一的华文大学——南洋大学。
这所由陈六使捐资创办、无数草根民众“义踏”“义舞”支持的学府，1980年被强行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，华文教育体系彻底断裂。
同时，方言也被严格限制。
李光耀认为方言会阻碍英语推广，通过媒体管制等方式打压闽南语、粤语等。
几十年下来，英语使用率从1959年的2%飙升至2020年的48%，华人占比超七成的新加坡，成了英语主导的社会。
春节等传统节日虽仍保留，但习俗日渐空心化，年轻人用英语讨论年俗，文化表达显得格格不入。
经济上，新加坡无疑是成功的，英语让它成为国际金融枢纽。
但文化上，这个华人社会成了“穿西装的华人”。
李光耀曾直言“汉语绝不可能成为新加坡通用语言”，这种实用主义政策，让新加坡在全球化中站稳脚跟，却也陷入文化身份撕裂。
华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与官方推行的西化政策形成反差，构成了新加坡独特的社会景观。
这四个国家的经历，藏着共同的规律。
汉字曾是它们的文化工具，是解读历史的钥匙，更是身份认同的载体。
韩国的同音词乱象、越南的历史失忆、蒙古的文字挣扎、新加坡的文化空心，本质上都是斩断文化根脉后的连锁反应。
春节在这些国家依然热闹，汉字教育在韩国、越南重新升温，蒙古坚持恢复传统蒙文，这些现象都在说明：文化不是负担，而是根基。
现代化从不是“去中国化”的代名词，更不是扔掉传统就能实现的目标。
带着文化根脉走向世界，才能拥有真正的竞争力；而忘了来处的现代化，终究只是没有灵魂的空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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